气候变化经济学:诺贝尔奖来得恰逢其时 。  这一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首次被授予了一个充沛争议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分支——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经济学:诺贝尔奖来得恰逢其时

  这一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首次被授予了一个充沛争议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分支——气候变化经济学。

    分析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反映了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分歧与博弈

  本刊记者/霍思伊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当地时间10月8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得主为william nordhaus和paul romer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当地时间10月8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得主为william nordhaus和paul romer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rdhaus)是获奖人之一其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整合进了永恒的宏观经济分析中。”

  从1969年算起在49次将该奖颁给79人之后这一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首次被授予了一个充沛争议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分支——气候变化经济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丁·沃尔弗斯在颁奖典礼后以微妙的口吻感慨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警告人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之后诺德豪斯即获诺奖“这个时机堪称完美。”

  对特朗普的抗议

<5℃专门报告》5℃所带来的风险差异。 <5℃的情况下每一百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北极无冰之夏;而温度达到2℃这一频率会上升到至少每十年一次。        报告中还专门引用了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   一直声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0月14日接受采访时首次改口称“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骗局但我觉得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人为导致的”。   他在另一个采访中仍旧强调“不想为此耗费数万亿美元、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我不否认气候变化但它可能会再变回来。”   特朗普上台后周到否定了奥巴马政府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   2017 年3 月28 日在他入主白宫仅仅两个月后就签署了《能源独立行政令》撤销了奥巴马时期一系列的能源和环保政策法规尤其撤消了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关键成果——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为严格的《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要求美国发电厂到2030年要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2%。   在宣布撤消《清洁电力计划》的现场特朗普声称:“对于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作者和企业而言别国一项法规造成的威胁会超过这份对美国工业造成主要冲击的计划。     ”   作为中西部化石能源利益代表的共和党其在美国气候政策上的保守并非一朝一夕。即便如此当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时还是引起了美国政界、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愤怒。   特朗普的理由与16年前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时的理由相似。他指出《巴黎协定》“是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也提议停止向一些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拨款并大幅削减美国环保署的预算。   随后包括诺德豪斯在内的美国近百名经济学家联合发表声明诬蔑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倒退”。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诺德豪斯理论框架下得出的结论与特朗普的观点存在借题发挥差异其更靠近欧洲的立场即认同必须为应对当前的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        据他观察诺德豪斯作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门生遍布政策界和经济界其理论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影响较大。而且每当一个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公布后他都会根据其中的关键政策条款用自己的模型进行测算并对社会公布其政策评估结果。   李志青认为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基础总体上和诺德豪斯的政策观点相契合例如协议碳社会成本碳价和碳交易甚至奥巴马还考虑过实行每吨12美元的碳税其设计的价格也与诺德豪斯的建议一致。     但这些政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大多被否定。   诺德豪斯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直言“现在的政策非常、非常落后距离应该做的事情还有数英里远”。   模型的政策导向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家华看来此次诺德豪斯获奖实至名归。   1992年诺德豪斯创建了dice模型全称是动态整合的气候变化经济(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change economy)模型首次将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在一起试图寻找一个整合和综合的解决方案。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区总裁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发达国家在战后再建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由此产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早先关注更细化的环境领域比如渔业、森林、土壤或水资源。     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首次把专门的气候问题综合纳入到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   潘家华指出在诺德豪斯之前经济学研究只是从单纯的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别国考虑到排放的外部性问题。例如一个工厂排放污染气体会对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即负外部性但工厂却别国承担这部分成本。   诺德豪斯模型在常规的经济分析以外加入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后对自然系统的影响由此构建出一个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        潘家华表示诺德豪斯构建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是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起始点。此后的iam模型大多以dice为模板在同样的框架和理念之下进行拓展和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德豪斯开创了一个先河”。   邹骥也指出此后的模型在概念上别国太大的突破但原因现实的政策需要在应用上飞速发展。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 <2%。具体而言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        曾参与第三、四、五次ipcc评估报告编写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能源研究会理事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标志国际上对于是否应该减排至少在公共场所层面已经别国太大的争议焦点早先转向如何实现减排因此对具体如何减排的政策需求渐渐增添客观上给模型的扩展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早期一代模型仍旧是一个简化模型将自然和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过分简化。     第一代综合评估模型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回答了“底细要不要响应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原因在90年代中期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还存在较大争议。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之间必须要合作共同对气候变化做出有用反应控制碳排放。   “这一思想主导了ipcc从1995年早先编写的历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此后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姜克隽说道。   而拓展后的模型与政策协议的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周到。以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章节布局为例包括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土地利用等多种领域每个领域都对应具体的政策。   据潘家华观察在2007年ipcc编写第四次评估报告时采纳的模型大部分是 “目标导向”的综合评估模型。   姜克隽则认为更早在2000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后不久以ipcc发布的《排放情景专门报告》为基点其评估报告使用的模型渐渐大型化、政策和目标倾向愈发借题发挥诺德豪斯模型渐渐退出ipcc的舞台。        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轨迹不同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到后期紧紧围绕着现实世界其政策导向特征借题发挥政策的背后离不开利益博弈。而当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时变得更加复杂。   激进与保守之争   发达国家内部美欧阵营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2006年英国知名的气候变化研究专家、时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stern)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经过一年调研后发布了一份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简称《斯特恩评论》)。        斯特恩根据自己的估算得出结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在今后的200年内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的成本占gdp的5% ~20%。他用一个相当直观形象的表述总结了上述数字: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损失的总和。   他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1%的极低贴现率。   时间贴现率是一个度量未来福利相对于当前价值的参数。简而言之反映了对未来的重视程度。     贴现率越低意味着越关注未来零贴现率则相当于同等地对待后代与当代。而对于很多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比如美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更为关键。归根结底还是指向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减排的言行相诡。   诺德豪斯一派认为常见的贴现率应该是3%~5%而斯特恩从不同年代的人应该平等的伦理视角出发将贴现率降低了近30倍过度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重视程度从而为了抵消未来的风险当前所要支拨的代价就要大很多。        “斯特恩更重视未来。”潘家华在总结斯特恩和诺德豪斯两派的差异时说。   斯特恩将此称为是一种“对子孙后代所肩负的伦理责任”。他指出之前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没能合理测评必要的减排规模和减排时机原因在于别国同时考虑风险和伦理的主要性。一旦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应该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他因此被称为“激进派”。        与之相对诺德豪斯一派则建议“渐进式的气候政策”即最优减排模式应该是初期小幅削减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被称为“保守派”。   他们批评该研究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临时不论其对参数的选择背后是否有政治考量这份报告的诞生确实是英国政府的行为。   作为这份报告中国部分的课题负责人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个评论又被称为小ipcc报告是时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的斯特恩在英国政府的牵头下进行的项目。     而报告诞生后英国政府利用自己在全球的传播能力将其广泛推广试图将其变成一种社会共识。   “它在政策界的影响非常大气候谈判的代表都知道斯特恩报告。”邹骥说。   并且英国国内不少学术研究机构直截了当或间接地参与了《斯特恩评论》的编写工干扰研究报告多持积极态度。   从整个欧洲来看欧洲背景学者虽然对报告的方法论和具体数据提出质疑但并不否定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应对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以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为首的美国学者大多称赞“渐进式”的减排方案。   这种欧美的分歧一直持续至今。   纵观数次国际气候谈判欧盟在减排问题上一直表现得非常积极处于主导地位而美国自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一直游离于国际气候合作之外直到奥巴马时期才迈出一步转折了此前孤立的做法。奥巴马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首次许诺到2020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2014 年11月奥巴马在访华期间进一步宣布202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28%。   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仍旧秉承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主流立场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欧洲相比在减排的路径选择上偏向保守。   潘家华分析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人口稳中有降消费水平几乎少有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趋于稳定达到饱和。     而美国仍处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扩张阶段与欧洲相比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对当下的经济发展有更强烈的需求。另外欧洲以地中海为基础的海洋气候特征也使得他们在气候问题上更具有忧患意识。   几十年来围绕着减排目标各国的义务与责任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经历了各种争论与波折。2015年12月签订的《巴黎协定》取代了《京都议定书》在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减排框架的同时明确了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实行“自主贡献”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博弈数年后的一种妥协也可以看成是在现实层面唯一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形成“共识”的策略。        “共识”达成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 <5℃专门报告》显然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   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博主大卫·瓦尔许说在联合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发出更强烈的警报之时诺奖被授予了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家这不是一个巧合。“他们(诺奖评审)在传达一个信号。”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k·汉森说:“这个信号就是各国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去解决这些巨大问题。     ”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1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